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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纪实
日期:2018-03-27 15:33:47 浏览次数:
夹边沟纪实
 
第一部分   上海女人(1)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上海女人(2)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她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上海女人(3)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上海女人(4)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上海女人(5)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上海女人(6)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上海女人(7)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上海女人(8)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上海女人(9)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么?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1]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第一部分      走进夹边沟(1)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1]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走进夹边沟(2)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走进夹边沟(3)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走进夹边沟(4)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走进夹边沟(5)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1]五十年代,县政府称为县人民委员会。
第二部分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1)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2)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3)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4)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5)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6)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7)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直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第二部分    驿站长(1)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驿站长(2)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驿站长(3)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驿站长(4)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驿站长(5)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驿站长(6)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驿站长(7)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第三部分     贼骨头(1)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1]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2],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3]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贼骨头(2)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杨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杨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杨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米,俞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杨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杨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杨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棵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杨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4]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5]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贼骨头(3)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砣砣,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砣砣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砣砣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飕飕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贼骨头(4)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喉咙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饿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
    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贼骨头(5)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6]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7],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贼骨头(6)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贼骨头(7)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1]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编制为两大部分:农业大队和基建大队;大队辖数个分队,每个分队五六十人;分队下边是四五个小组,小组十余人。
    [2]旧秤,一斤为十六两。
    [3]劳改犯刑满留场就业者。
    [4]在监狱和劳教农场,管理部门利用犯人和劳教分子管理犯人和劳教分子。此“以工代干”者被称为拐棍。
    [5]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人们把面糊糊叫末糊汤。
    [6]河西走廊地区降水量小,农田都是水浇地。为了增加收获,农民在无灌溉系统的荒滩上开垦土地耕耘播种,遇到雨水多的年份,便有一定的收获,若雨水少,便颗粒无收。耕种此种田地有着撞大运的意味,人称撞田。
    [7]豺。
第三部分   憎恨月亮(1)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憎恨月亮(2)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六十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三十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
    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憎恨月亮(3)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憎恨月亮(4)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憎恨月亮(5)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憎恨月亮(6)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憎恨月亮(7)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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