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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彻底清理毛泽东问题的后果 原毛泽东秘书:李锐
日期:2018-03-26 19:17:19 浏览次数:
 
    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谈到,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错误)。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这是十年前说的话,没有听到不同意见。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这种说法虽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他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争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国家的一切,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真正做到了“系天下安危于一身”或者谁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我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都同毛泽东分不开,研究他的晚年错误,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而且一直在发生影响。当年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著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是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果然,这种人旧习不改,尤其1989年后又大大出现了这种翻腾,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讲话,告诫全党上下,“左”的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所谓“根深蒂固”,当然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
    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在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中谈到,在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从马恩列斯的理论与实践到中国自古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分析了“左”及其难改的根源,并建议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最近,在全国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邓小平指责过的那种“左”的翻腾又出现了。“左”爷们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死抱住教条,无视历史事实,唯我独革,还是唱著那些老调子,还是打著拥护毛泽东的旗帜。
    因此,研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研究毛泽东执政时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实,探讨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长期任务,仍同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走向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不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问题,不彻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弯路,不彻底弄清“左”为什么根深蒂固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不能轻装前进,就还会犯错误、走弯路。
    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条长腿,政治体制改革是条短腿,致使我们总不能大步前进。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我们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同“左”的结合。毛泽东承认自己是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有点个人崇拜”;追求“君师合一”……于是才有林彪的“四个伟大”(毛本人特别欣赏“伟大导师”),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烂一切”,将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致使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有鉴于此,1980年邓小平作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报告中讲到的种种措施,二十年来未能得到认真落实。我们还是习惯人治,习惯家长制,习惯个人说了算;还是一个权大于法的权力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法治社会;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执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这就是腐败难治、民意难申、言路阻塞、党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他的传记,国内外已出了多种,最近西方又出了两种。据说拿破仑身后的传记有一百多种。相信毛泽东的传记也会越来越多。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我五十年代写过早年毛泽东,八十年代后不断写晚年毛泽东,由此认识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者专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执教的单少杰就是其中一位。
    1995年春夏间,单将书稿《毛泽东执政春秋》第一至二篇交于我。在随后几年间,他又将书稿其馀部分陆陆续续交于我。2000年1月26日,他将修改好的全书第二稿送到我家,嘱我写一篇序言。书稿过去断断续续读过,但耄耋之人随读随忘,日常杂事又多,现在也不可能再通读一遍。因此,序言也只能写一点浮面的话。
    我从作者写的“成书过程”中知道,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时,他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前一部分题为《轻诺延安寡信北京》。这时到处兴起一股“毛泽东热”,并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们这个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忘记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于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写出了一篇关于毛泽东政权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得到过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主持翻译过《亚里士多德全集》。苗既介绍作者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又为作者审阅了这篇文章。在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作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终于用五、六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五十馀万字的著作。
    单少杰是研究哲学和文史的学者,能够借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来研究毛泽东。亚里士多德是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腊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腊城邦因暴力而兴又因暴力而衰的历史。我没有读过西方学者尤其西方古代学者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自有其共同规律;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既有相异处也有相同处。用亚里士多德有关源于暴力的政权易于衰败的思想,来对比研究毛泽东的执政成败,会有借鉴启示,可以顺理成章。这种学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赞成(我自己没有这种基础)。
    如关于庐山会议,作者指出,彭德怀上书,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所批之事的范围、程度、性质等方面问题,对人则触及所批之人的应负责任、实际能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作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彭德怀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还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的言论,都有一个前轻后重的不对称结构,先是有条件地肯定对方,继而很严厉地批评对方。不过,毛的言论不仅有谈话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关于毛泽东批斗彭德怀,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历史等方面的考察外,还作出文化方面的阐释,指出毛还承袭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敌和驾驭臣民时常采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规,不讲章法,无巧不取,无所不为。”“太史公笔下的汉高祖,既有旷世雄主之风采,又有肖小徒辈之行色,几分雄才,几分痞气。”“明太祖朱元璋则把谋害大臣的事做到极致处。”“毛泽东虽不好与史上名君相比,但作为能夺得天下者,自是有许多过人之处,自是一个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长袖善舞者,阴柔之道也是烂熟于肚中的。”
    作者根据自己熟读过的经典理论著作,就毛批彭没有理论思想,乃非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言辞间多有对彭的轻蔑与嘲讽,以伶牙欺刚正,以利齿辱厚重”,指出,“实际上,毛所说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许多问题。他指责别人不懂许多东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这些东西。”比如他说,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就不准确了。因为,经验主义是一外延较大的概念,不仅包括马赫哲学,而且包括其他哲学,上自古希腊普罗泰戈拉哲学,中有英国经验论,下至本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毛还告诫彭,“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也有问题:“按毛屡屡引为权威的那些经典作家的说法,在经验主义哲学中,既有唯心主义派别,也有唯物主义派别,后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们均被马克思等推崇为现代唯物主义先驱。

    过去,人们在谈到毛泽东独断专行时,对其为所欲为方面谈得较多,而对其遭遇抵制方面谈得不够。作者在书中强调:在执政党最高决策层中,除毛外几乎所有成员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作过努力,来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轮番抗争之势,并最终置毛于落孤陷寡之境地。据我所知,事实也是如此,从“土改”开始,尤其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党内高层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过分歧、有过争论,按旧的说法即有“路线斗争”。对于毛所制定的那些具有“极左”性质的方针政策,党内许多领导人都先后提出过不同意见,作出过劝阻努力,尽管最终都被毛一言九鼎地打压下去。认真研究这些分歧、这些争论,是很有意义的。作者还比较了毛的党外反对者与毛的党内反对者,认为后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头更硬些。对付党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阳谋”,便可打发了事;对付党内异己力量,他就要处心积虑并倾其全力了。彭德怀在被打倒后,总是不服,今天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明天又写一封自讨苦吃的申诉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时,还要求同毛泽东见一面,把问题谈清楚。
    作者是教授、学者,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有关著作,是大量而广泛的,是经过作者认真地梳理和鉴别的,所引材料比较详实可靠,是经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谈到,他在处理书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功夫,写得很苦。
    之所以如此,除要考虑写学术论著所应考虑的那些一般要求外,还要考虑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对于书中所写的人和事,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发言权,当然说多说少不一。二是,在现今中国文化思想界,不仅“毛泽东馀威”犹存,且有“文革”馀孽和积习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动,其中年纪较大者,过去曾当过“四人帮”的帮凶,如今仍怀有“鸡蛋里挑骨头”这一习惯性心理。作者认为无法不让他们在此书中捕风捉影,但应尽量不让他们从书中找出学术硬伤。
    翻读原稿时,我对作者的感觉是,他将毛泽东严厉地摆在历史天平上,很少顾忌,畅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时还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处,有的难免使人感到太尖锐了。关于毛泽东性格特徵,书中也有所论述。这里举三个例子:用一个多动症患者竟拎著一只装满鸡蛋的大篮子,来比喻“爱折腾”的毛泽东却掌管著新中国所有权威资源这一局面。用袁绍因讨伐曹操失败而恼杀田丰的典故,来解说毛泽东因搞大跃进失败而加罪彭德怀这一史实。毛泽东晚年多病,却不爱吃药,并常同医生闹别扭;这种讳疾忌医的倔劲,不仅表现在医病保健上,而且表现在施政用权上,既不愿吃健体之药,也不愿吃治国之药。
    这本书所使用的语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适合专业研究者阅读,也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其阐述举重若轻,能把一些颇有深意的问题讲的浅显易懂。其行文简洁流畅,很少有什么生僻的字词和生造的语句,多为熟词和短句,有节奏感,可朗朗上口。
    不同的读者对本书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是很自然的事。作为一个毛泽东研究者,由于种种限制,我虽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样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但我赞成出版这样的书,因为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无法不让人评说。
    1992年《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出版时,我在“前记”中说道:“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同毛泽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后退,欢乐与痛苦,乃至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等,都是同毛泽东分不开的,真是荣辱相关,生死与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辉—毛泽东思想仍照耀著我们,可是他的阴影—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也还笼罩著我们。”这是八年前说的话。难道毛泽东的阴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人们呵,不要忘记刚刚过去的苦难的历史。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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