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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三部曲第1集:知青生涯-第1集苦难童年
日期:2018-03-06 14:29:44 浏览次数:
      也许是从小受的苦太多了;还没到农场我的胃就不好了.每天胃疼泛酸,一痛起来就满头大汗。我想:可能是小时候,在东北苦难的后遗症吧?55年我8岁,全家迁徙到东北——因为大叔叔当时是辽西省团省委书记,父亲在东北找到教师的职业,并函授结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系——母亲辞去了南京自来水公司会计的工作,带我们全家迁居东北,没想到:两年以后,叔叔成了"大右派",父亲也戴上了“右派'帽子,母亲成了”右倾”都从学校下来,在山海关下的一个农村——“前所乡前所大队三小队”监督劳动。前所;是一个1里宽1里长的小城,据说是当年防止外族进关,为山海关屯兵的小城。北依高山,南临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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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是我和我爷爷在山海关“天下第一关”城门前留影,那时我11岁。右边这张照片是我和我的父亲,背景就是为山海关屯兵的前所城,镇反枪毙吕广武、王佐义就在这城门左边半里路的城墙根。
       当时我还小,才8岁。在前所乡中心小学读书,整天除了上学就是玩;和小同学戴宗国、高尔维在后菜园拿黄瓜当供品“三结义”、到北山树林下夹子逮雀子、砸冰窟窿摸鱼...小时后我胆子特别大;6米高的城墙,我敢徒手抠着城砖的一公分的阶级爬上去。和同学打赌夜晚坐到城南坟场坟尖上看鬼火(不过半夜还是吓回家了)。那时还在搞第二次镇反运动,当过土匪的王佐义、吕广武在北城墙根枪毙,我跑在第一个看热闹,枪毙人的子弹不像后来,后来我也看过几次,人被枪毙后,头上就是一个洞在流血。那时是步枪打的,子弹从后边进去,从前面出来时就是一个大洞,天灵盖都掀掉了。

        我们去的时候租赁的“高家大院”西厢房的北屋,睡的东北大炕,全家6口人都排成一排,除了火炕,炕桌,家徒四壁。南方人不习惯盘腿坐在炕上吃饭,爸爸就用硬纸盒的箱子,做了一个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后来曾经流行过的宫灯桌。西厢房的南屋住的是绥中县二中的刘庆怀校长,两家中间是共用的堂屋。一边一个大灶台,两个灶台旁边各有一个风箱,风箱拉起来的时候,进气的地方有两块活动的挡风板就会发出“侉搭侉搭”的声音,到烧饭的时候,整个院子5家人的风箱都会响起来。
       第二年我们就搬到城南部的“窦家大院”,住在窦家大院的东厢房南屋。窦家大院住的人少,东厢房沿街是旅店,所以朝院子这边的门都封死了,只留下我们院子里人进出的一扇门,外人不准通行。院子主人住的北边面向朝南的正房,主人家的两个孩子当年都成人了,大哥叫窦柏林,妹妹叫窦秋玲。和我们一起住在西厢房北屋的有一个13岁的男孩,我叫他朋林哥,也姓窦。窦家养了一只黑色的长毛四眼狗,体型很魁梧,经常和别的狗打架,没有狗能咬得过它。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只狗是藏獒,怪不得那么凶。
       我们院子的对面是水产公司,那时渤海边的渔民,经常无意的捕捉到牙齿勾在渔网上的鲨鱼,有一次,他们抬一条鲨鱼进城送到水产公司,我们都去看热闹,那条鱼240斤重,放下来还没断气,我却冒冒失失地趴到身边,把手还伸到鲨鱼的嘴边,比较我和鱼的个头谁高,当然,我当时就被一个渔民,拎起来摔到旁边,挨了一顿骂。这种好强的性格,正是我以后苦难和快乐的渊源。 ­

        我四年级的时候,乡大队成立了公社,爸爸被差使到北山修水库。小队叫我暑假帮放驴挣钱补贴书本费,我每天拿着鞭子赶11头驴去北山放牧。这时我们家又搬到了南门城墙根的戴家大院了,主人叫戴九龄,上房还住了一个姓张的人家。哪家有一个孩子叫张杰,和我整天在一起打弹子玩。这“戴家大院”说是“大院”,其实就是上房还是房子,东西没有厢房,厢房早就坍塌了,断壁残垣改成了猪圈。南边就是用干打垒的方法堆砌的土房子,又矮又小,是用来堆柴火的,所以经常有人称下房为柴房。我们家就住在这个柴房里,大约2米高,是一位叫三姐的刘姓当地人,看我们外地人当了五类分子,处境可怜,免费让我们住的,当时我曾多次从房顶跳下来,可想象其高度了。

       暑假一过,小队搞起了食堂,大家都到一个锅里打饭,倒也挺新鲜。大家把锅砸了大炼钢铁、队里砌了小高炉,我们学校就组织我们到海边淘铁砂,说是要完成全国1070万吨钢铁。可是,还没等到出铁水,各家的柴火都没了。吃食堂了,各家的菜园都统一到小队管理。2个月食堂就散伙了,我家的菜园还没来过人,眼看菜就干死了,爸爸和我就赶快去给蔬菜浇水;别人的菜死了不打紧,我家的菜不能死,把死了的菜交给集体,这个罪名落在“右派”头上,后果可想而知。东北浇菜的水都是从井里用辘轳摇上来的,水斗出井口时;要一只手稳住辘轳把子,一只手把水斗拎到旁边。我那时才是个10岁的孩子,小胳膊那里稳得住辘轳把子呀!妈妈至今当笑话回忆:有一次,庆宝在井边摇辘轳浇水,我堵菜塈的水口子,无意中发现:井边没人了。等我跑到井边,你爸爸的头从井里冒了出来,我当时吓得不敢喊,怕他一慌手软掉下去,结果他爬上来倒像个没事人,笑哈哈的说“没啥,没啥。”。其实,当时我在下面的感觉至今深深记得:我是拎水斗时和井绳一起下去的,本能的攀着绳子爬上来了。后来,小队里安排社员搞深翻土地。把汽灯挂在地头挑灯夜战,我爸爸体质自然不如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就跑去帮爸爸挖地,要把地挖下去2尺深,把熟土翻下去,把生土翻上来。 

 
 队里砌了小高炉,我们学校就组织我们到海边淘铁砂,说是要完成全国1070万吨钢铁

         菜地里水还没干,小队又把菜地划归各家管理——食堂也解散了。东北的冰雪来得早,11月份就下雪了。食堂把大家凑上去,没吃完的苞米、地瓜分回各家。我家6口人,就分到6葫芦瓢的粮食。各家各户大概也都如此。还没过几天,大家就都去挖地里没拣尽的小地瓜头子。都冻淌水了,绛黑色的有点甜,更大是一种药味,到严冬,连地瓜秧子都看不见了。怎么办呀?从现在到明年收获。至少还有大半年呀?当地人还好,每年习惯家里储存过冬的菜,可我们就惨了。才做一年农民不会种菜,人家的白菜包的紧紧地,再说各家各户都有菜窖好储存。我家的菜长的松松的,一场霜冻就冻透了,也没有菜窖来储存。当年发生了粮荒,吃的东西价格飞涨,我爸爸找当地朋友杨庆珍,用仅有的钱向他买了2棵白菜,总得先活下去才有以后呀。爸爸又写信向爷爷、叔叔、伯父、姑母所有的亲人求救。他们有的寄粮票、有的寄钱。持续了2、3年。爸爸以后常说:如果不是这些亲人,我们是无法活着走出东北的。第二年夏天,北山山洪暴发,全城的人都慌了,锣声吆喝声响成一片。人们用草包把城门封起来。我站在城墙头上看城外,一片汪洋都不见;山洪夹杂着整棵的树、房子上的木头椽子,咆哮地向南边的渤海倾泻。 山洪退去以后,公社在城外的庄稼都完了,原来的田里光秃秃的,只有一层河沙。 ­

         春天时就把榆树叶捋光了,榆树钱也早就没有了,以前喂猪的灰条菜、萇子菜都没有了。人们把枯萎的橡树叶收集回家,泡在缸里沤烂,滤去苦水当饭吃。把烧火用的花生壳磨成粉充饥。我吃了连大便都出不来。第三年,又是洪水泛滥。灾害的时间长了,当地人也支撑不了,许多人身体浮肿死亡。我爸爸也开始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学校是上不成了,眼看一家人就要死在东北。 ­那时,我还得上山搂柴火,说是柴火,实际上就是用铁丝弯出的耙子,在山坡的草地上刮地皮,冬天的草地稀稀拉拉的,有时一天也搂不到一筐草。但没办法,父亲远在北山沟修水库劳动改造、弟弟妹妹都小。我不去搂柴火,家里就没有烧的。有一次,在搂草搂到一个小山沟的时候,发现山沟的断壁显现出层次清楚的土层,在第十几层有一种灰色的粘泥,就像现在孩子们玩的橡皮泥,我就抠出来一块捏着玩,玩着玩着,不知怎么灵机一动:这种泥巴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年糕,鬼使神差的吃了一口。确实很好吃,于是就饱餐一顿。结果,到晚上肚子很胀,想大便又大不出来,以后就再也不敢吃了。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那种泥巴叫“观音土”,安徽河南有很多人就是吃这种泥巴把命送掉了。

         ......妈妈开始想办法,“右派”家庭的户口是一个枷锁。不请求准迁证,我们走到哪儿也会被抓起来。于是妈妈托病请求回南京。终于在60年底,从公社拿到了妈妈和我们四个孩子的户口,父亲是右派,不许走。一家人商量;活一个是一个,由妈妈带3个小的先回南京,想办法活下来。我因为是老大,就留在东北陪父亲。父亲这时候被安排到公社屠宰场打扫卫生,就是清理杀猪时刮下来猪毛和内脏的粪便。公社的屠宰场有一个大坑,父亲把清扫的东西就送到那个坑里。结果在坑里发现了“宝贝”——猪的肛门那一截,也就是有屁眼的大肠头和小肠,有很多在坑里粪水中泡着,父亲喜出望外,半夜里悄悄“偷”回家。经过清洗,高温煮沸,再加工一下: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美味!
     有一天晚上,爸爸悄悄对我说:“我跟队上讲了,明天我要到姜女庙邓公庄去亲戚家,队上准了,其实我是要到山海关去,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走亲戚去了。没人问你也不要主动说起。

     我家在距离山海关10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姜女庙。就是传说中孟姜女每天在这里眺望丈夫的地方。日子久了,被她登高眺望的大石头踩出了一趟深深的脚印。后来听说她的丈夫死了,她嚎啕大哭,结果把长城哭倒了几十米长的豁口,然后自己跳海自尽了,海里就长出了一块大石头,人们说它是孟姜女的坟墓,叫它“姜女坟”。后人就根据这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古庙,里面供着孟姜女的泥像,这个庙就叫“姜女庙”。
     在姜女庙的北面不远,有一个村庄叫“邓公庄”,庄里的人都姓邓。父亲认识了庄里一位大哥,我们叫他“邓大爷”,就算是认了一门亲戚。因为这个庄子的人都姓邓,家族势力在当地很大,所以队上看管我父亲的人就准了我父亲的假,允许他去走亲戚。其实我父亲是要到山海关去,山海关是个城市,他是想去办一件不可告人的事儿。
     前面说了:父亲在屠宰场粪坑里发现了废弃的救命猪下脚,便加工制作成了美味佳肴。他想:如果把这些猪下水装进罐头瓶,谎称在南方弄来的罐头去卖,不是可以换成钱吗?在这饿死人的年头,有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应该会有人买的。于是他就这么做了,请假跑到了山海关。结果当晚、次晚、第三天他都没有回家,我一个12岁的孩子,孤零零的守在那柴房里,那种无助凄凉的感觉我终身难忘!
     第三天,我在队部听到了大人们在议论:右派分子邓钟珧被抓起来了,吓了我一跳!出了队部,我就撒开腿跑到了前所火车站,身无分文。前所火车站是个小站,只有两间小房子,火车头驶出站台3-4节,中间两节才“进站”,而后面有4-5节还在站台外面。这样,我就在最后几节爬上了火车,因为是小孩子,也没有人找我要火车票,我就“混车”跑到了山海关。
     出了山海关站台,我就傻了。我不知道谁抓了我父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茫茫人海,偌大一个山海关城市,我到哪里去找我父亲呀?我当时想:我先到派出所打听打听,兴许能有点什么线索。于是,我就径直往车站派出所走去......
      大约走了有三百米,像出现奇迹似的——我看见了爸爸!飞奔了过去。爸爸这时也发现了我;只见他把眼睛朝我一瞪,然后把头轻轻地摇了一下,眼珠向左右两边瞄了一下。我一看:原来他后面跟着两个人!我止住了脚步,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只见他们走进了火车站候车大厅,三个人并排坐下来了,我父亲坐在中间。我想:我不能坐在他们旁边,这样无论左右,我和父亲之间总隔着一个人。看他们的长条椅子的背后没有人坐,我就和他们背靠背的坐在了我父亲的后面,用手向后推了推父亲。
      父亲在随身的包里拿出了一个纸包,反手从背后塞给了我,我放进了口袋里。静静地坐在后面不动,那两个羁押父亲的人不认识我。等他们排队准备上火车了,我才转到他们那边,紧紧地跟在他们旁边,因为是小孩子,很容易就混进了站台。就这样:我跟在他们后面回到了前所乡。
     
我看见他们走进了公社社部办公室,不好再跟进去了,就赶快回家,到家再想办法。在回家的路上,我掏出父亲塞给我的纸包,只见纸包里包的是散装的,他走的时候准备到山海关吃的卤猪小肠子。没想到他刚开始卖,就被管制跟踪他的队上的人抓了个现行!他们把父亲卖的罐头没收了,却忽略了爸爸随身小包里的东西。他们把人送到了看守所,就出去转转了。我父亲就在看守所待了2天,吃了两天牢饭。
     可怜天下父母心呀!我今年70岁了,想到当时父亲已经身陷囹圄,见到我竟然一点没露出失败的沮丧,竟然首先想到孩子一个人在家3天一定饿坏了!
     我到家以后,边吃猪小肠边想:等到天黑,我再去社部,看看有没有机会和父亲联系上。
     天黑了,我摸到社部,几间房子亮着灯的房子都没有人。最后,在一间堆放苞米瓤子的柴房里,找到了父亲,他被反绑着,双脚也捆住了,没人看押他。
     见到了父亲,我差点哭出来!父亲对我说:没事儿,我没卖成功。东西都给他们没收了,安不上我多大的罪名,顶多说我企图投机倒把未遂,再加上个欺骗领导走亲戚。教育教育,明天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父亲果然回来了。 

     
直到6个月后我才只身回南京母亲身边。父亲1年后也终于回南京。至于怎么会放我父亲回南京的,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我们家历时5年的、凄惨的“闯关东”终于结束了。 

         我说的小时候在东北苦难的后遗症。为的是说明我到农场后的“九死一生”;  在南京过了2年半,63年9月;我随340个南京知青,一起到了东辛农场,那时我16岁。在这里每月有15元的工资,38斤粮食,虽然吃的是玉米、大麦等粗粮为主。一起去的知青感到比城市差,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可是花生壳、枯树叶,毁坏我的胃;64年8月,我在地里割芦苇忽然胃里一阵剧痛,紧接着就呕出血来。这可是海边荒滩,距最近的医疗点也得18里路。我支撑着去请假,队长撂了一句:你们城里人就是病多!懒病。我只有旷工去场部卫生所,走几步,呕一口血。到了场部:也只有“淀粉酶合剂”“氢氧化铝凝胶”。往返36里路!一个远离父母的孩子;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又得去割芦苇。那天夜里,我半夜起来写了这样的感叹; ­

无题(64年) ­

游子思故里,缸鱼恋塘渊。 ­

少小离父母,屯垦黄海边, ­

夜半惊犬吠,寂寥凝窗前: ­

弟妹尚年幼,衣褛扮黄脸。 ­

父亲戴号枷,三子绕膝前。(注1) ­

欲教学无资,月薪十八钱。(注2) ­

仿佛十一号,慈母晕井沿。(注3) ­

父亲唯劳碌,辗转店堂间。(注2) ­

马号栅栏暗,母佣离子远。(注5) ­

自思孤无助,病榻无人怜。 ­

卧薪尝胆日,苦海漫无边。 ­

何日归故里?衣锦见慈颜。 ­

同窗切棋艺,乒乓震校园! ­

(注1:父亲那时是右派,我走后,剩3个弟妹在父母身边。) ­

(注2:父亲在太园食堂当采购员,月薪只有十八元。) ­

(注3:那时家门前有一口古井,母亲曾因劳碌昏倒在井边。) ­

(注4:下放前,我住在南京马号后面的十一号,马号是明清秀才赶考拴马的号棚,自然是栅栏阴暗的处所,解放后,是穷人云集的住所。母亲那时到上海、北京替人做佣人。)

  

 

 

     东北浇菜的水都是从井里用辘轳摇上来的,水斗出井口时;要一只手稳住辘轳把子,一只手把水斗拎到旁边。我那时才是个10岁的孩子,小胳膊那里稳得住辘轳把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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